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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与鲁剧影像呈现
  • 作者:成晓雨 王晨光

  •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08日 23:08

全国政协委员、真人官网赌博教授
李掖平

圣贤孔子,被全世界尊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巍峨泰山,被大中华奉为五岳之首文化圣山;感天动地的沂蒙精神,被总书记定位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精彩纷呈的鲁剧,被老百姓誉为提振中国精气神的影像史诗。
      儒家文化为艺术领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资源,为鲁剧创作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鲁剧表现出了区别于其他地域流派电视剧的鲜明的艺术审美特征。近年来随着 《红高粱》《琅琊榜》《伪装者》《温州两家人》等剧目的热播,鲁剧恢弘大气的影像风格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点赞与追捧。

一、儒家文化英雄主义的影像再现
      山东人崇礼尚义尤其注重“大义”,这是受儒家文化长期影响和熏陶所形成的。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个人的最大功业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为实现这一目标即使身死命陨也在所不惜,“杀身成仁” 便是儒家思想对牺牲精神的一种阐释,它对山东人“英雄主义”气质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鲁剧紧扣山东人这种独特气质,塑造了不同类型的英雄人物。
      第一,鲁剧对正面英雄的塑造往往紧扣红色历史进程,高扬的是革命斗争“主旋律”的审美大旗。如《高山下的花环》开篇在激昂悲壮的音乐中,镜头由大全景到近景慢慢过渡,呈现出一座座革命烈士的纪念碑,许多战士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相继倒下,主人公梁三喜也因为替战友挡子弹而壮烈牺牲。此时仰拍视角的升格镜头缓慢地由近景移向特写,伴随着雄浑、悲壮的美声唱腔,凸显出一种严肃、庄重的影像风格。
      再如《伪装者》 中,表现明楼、明台与日军斗智斗勇殊死搏斗的场景,镜头多从人物角色的正面,以略带仰拍角度的近景与特写去刻画人物的高大形象及其坚定勇毅的面部表情,有效渲染了他们随时准备为国家为民族牺牲的浩然正气和英雄主义精神。
      近年来鲁剧逐渐改变了“高、大、全”式英雄影像的表达形式,镜头画面更多地转变为平民视角。如《沂蒙》以一种日常化影像方式展现平民抗战英雄,以于宝珍为代表的马牧池村的普通老百姓,从面容到言行举止,全都是各种土里土气的细微末节。对战争场面,该剧也没有进行革命浪漫主义或英雄主义的升华。当普通农民拿起农具冲向敌人时,不协调的动作,真实地显现在画面中。
      第二,草莽英雄大量存在于侠义传奇题材的鲁剧作品当中。草莽英雄的性格较之传统的爱国之士与民族英雄身上更多了一些江湖民间的侠义之气,有的甚至是一些匪气。其精神气质并不是与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而是与个体命运紧密相连的“仁义”、“忠义”和“侠义”。
      这种惩恶扬善、打抱不平、匡扶正义的大义精神,同样是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武松》中的武松,《燕子李三》中燕子门的三个弟子,《白眉大侠》中的徐良一派,《闯关东》中的朱开山,《红高粱》中余占鳌等等。与正派英雄的塑造手法不同,鲁剧在草莽英雄的影像塑造上更多地呈现出一种非传统的活泼跳跃影像风格。
      如《红高粱》中的草莽英雄余占鳌, 是未经政治标准框定与校正的。他参加抗日斗争是为了自身的存在和正义感,而非具有为国民抗争与献身的政治觉悟,因此剧中余占鳌每每遇到困难而艰难抉择或是犯错误的时候,画面都是运用俯角度的拍摄,以突出这个草莽英雄其实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形象,而在其耍性子、闹脾气的时候,跳跃式的剪接镜头鲜活生动地凸显了其独特的草莽匪气。
      鲁剧对于草莽的理解也有其独到之处。草莽英雄可以是跟武松一样的“草寇”,也可以是跟余占鳌一样的“土匪”,尽管存在某种缺点,但绝非粗鲁野蛮毫无自律性的人物。如同样是塑造草莽英雄,《亮剑》中的李云龙是一个言谈举止大大咧咧,脾气暴躁冲动,粗俗而无节制的形象,而《闯关东》中的朱开山,虽然也是一个闹过义和团的“草莽”之人,却被塑造成一个以仁德服人正义感十足的英雄,这正是儒家文化的正统意识在鲁剧艺术创作上的鲜明体现。
      第三,鲁剧特别擅长塑造行走在成长过程中的英雄。如《南下》紧紧扣住革命情怀下的个人命运,成功塑造了一批始终走在路上的“南下干部”,以成长中的英雄谱系丰富了剧作沉实厚重的历史蕴含和艺术创新。其中,无论是情义至上的“道德圣人”孟思远;还是粗犷、豪爽的“山东好汉”王三成;还是工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生活里对妻子既包容又疼爱的“魅力典型”唐志先;或是在工作上恪守职责、在爱情上清坚决绝的“完美女性”周玉;或是心心念念只有斗争只有工作、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感觉处处找不着北的“革命女神”司徒梅;或是倾其一生孜孜追求入党、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心大叔”老罗头;或是战争年代曾立过赫赫战功、和平年代却倒在金钱和美女诱惑下的“堕落干部”娄振……每个人的性格都呈现为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每个人都是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生动感人的“这一个”。
      较之英雄形象的影像展现而言,鲁剧更具价值意义的是其背后文化思想性的传播与弘扬。无论是传统与正派的抗战英雄,还是带有侠义与匪气的草莽英雄,亦或是普通平民化的改革英雄,鲁剧以独特的影像风格对他们进行塑造,完成了对于英雄主义的完美阐释。从更深层来讲,鲁剧影像中所传达的这种英雄主义,其思想性在当下影视剧作品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文化引领价值。
      鲁剧中的抗战英雄形象,是对儒家文化中爱国主义思想精神的升华,而草莽英雄的形象塑造,做到了对儒家文化中的正义、忠义与仁义等思想的完美诠释,改革英雄主义的影像展现,则向观众传达了儒家文化中仁者爱人、无私奉献、勤奋进取,不畏艰难困苦,为人民谋求幸福的崇高精神。鲁剧通过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主义形象塑造,弘扬了儒家文化“明明德”的思想精神,向观众传播了当下社会人们应当具备的优秀美德与品质。

二、稳中有变的现实主义影像色彩
      一种地域流派电视剧的影像风格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创作者也就会选择怎样的视听元素去诠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鲁剧深受儒家文化直面现实、民生至上思想的影响,在色彩、构图和音乐三个基础性语言层面,都呈现出一种朴素深沉、严肃凝重的现实主义特色。
      第一,忠于现实生活的鲁剧色彩。鲁剧创作者们对于色彩的选择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力求真实还原现实生活的色彩世界,使影像画面尽量贴近生活原貌。《沂蒙》中对于色彩的选择,就是一个典型的论证。该剧基本近似于黑白片的色彩运用,以青灰、灰黑色调为主,包括人物的服装色彩、环境色彩以及房屋建筑等,这种暗色调基本贯穿全剧始终……
      从处处透着贫寒之气的家庭场景,到萧瑟荒芜的山区自然景色,再到“灰头土脸”的人物形象,剧中使用了大面积的暗色,以乡土化的村落风格,彻底还原了当时当地原生态的地理景观。尤其是在光源的选择与使用上,刻意的曝光不足与谨慎的室内补光,营造了一个人心惶惶的暗淡年代。战争中人民生存境遇的极度悲惨和心理的惴惴不安与画面中摇曳明灭的微弱灯光,真实得让人震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达到“超真实”的境地……
      与多数战争题材影视剧习惯性地采用明亮的色调来表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不同,《沂蒙》没有出现对战争胜利的图解化表达,抗战胜利和解放之后色调的运用并无明显的变化。暗淡的色调非常吻合普通人在战争岁月中的苦难命运和主题意蕴的沉厚悲壮以及编导悲悯大地的人文情怀。这种“乡土化”和“真实再现”的暗淡色调,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朴素还原以及对大地荒芜贫瘠的悲悯,有效地强化了对于人性的思辨与人文的关怀。
      我们简要比较一下鲁剧的古装戏与其他地域流派古装戏人物服装色彩的不同。在“于妈剧”《宫》和《陆贞传奇》中,人物服饰的色彩大都选择“撞色”,如晴川、陆贞等女主角的服饰或是大红大绿,或是明黄亮紫,以鲜明的对比度来增强色彩的饱和度,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虽然让观众们感觉很明艳、很亮眼,却失去了古代生活和古典色彩的真实感,从而脱离了历史实际。
      而反观鲁剧,如《琅琊榜》中的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宗主梅长苏、皇子萧景琰、霓凰郡主,其服饰的色彩大都是或白、或黑、或灰、或淡紫、或淡土褐的同色系,呈现出清雅、内敛、低调的风格。虽然没有“于妈剧”中色彩那么强烈、艳丽,但清雅中体现的是鲁剧对于历史的尊重,这同时也正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一种沉稳、内敛的独特气质。
      现实主义固然是长期以来鲁剧一直坚持与坚守的影像风格,但近年来面对当下电视剧市场的发展与创新,为适应观众对于电视剧的口味变化,鲁剧在影像表达上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开始在影像中加入一些鲜亮、时尚的色彩元素,使鲁剧具有了一种浪漫主义明亮飞扬的表现手法。
      《红高粱》中对于“红色”的运用,可谓是一种浪漫主义的经典表达。该剧以暖色调贯穿始终,又以红色为主。大片血红的高粱在阳光暖照之下,昭示出乡土民间的野性与活力;而殷红的鲜血、九儿的红嫁衣、余占鳌的红裤腰、十八里红酒坛上的大红标签,组成了一片又一片亮眼夺目的红色。这种鲜亮红色的每一次出现,都能指着强悍激狂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活力,具有明确的象征性。
      第二,规范严谨的鲁剧构图。鲁剧一向追求恢宏、庄严、凝重的史诗风格,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的影像画面,无论是规则或是不规则、平衡或是变化的镜头,都十分讲究规范严谨的构图原则。如《琅琊榜》中随处可见的对称式构图,呈现出一种庄重、肃穆而稳定的视觉效果;靖王的出场,影像中规范而严谨的构图,将人物的精气神自然而然地呈现于画面之中,凸显了靖王丰神俊朗英气勃勃的气质,实现了影像表达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第三,丰富多元化的鲁剧音乐。鲁剧的音乐配制,亦或是人物的歌唱,亦或是演奏,亦或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音乐,反映出齐鲁大地丰富多元的民间曲艺。如《闯关东》中的山东琴书《偷年糕》,《红高粱》中的《颠轿歌》,词曲与唱腔都尽显了山东民乐中浓郁的地方风味,体现了山东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蓬勃的生命力与活力,同时表现出对娱乐性的崇尚与追求。
      鲁剧的音乐配制与儒家文化思想的滋养是分不开的。同样是女性题材电视剧,《红高粱》与《甄嬛传》因思想立意的不同,主题歌曲的曲风与基调也迥然相异。两部剧作都出自于郑晓龙之手,抒情性很强的主题音乐回响在两部剧的大结局处辅助影像表达,同时配以叠化形式的画面对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形成回顾。
      《红高粱》的主题曲《九儿》曲调舒缓、兜转、飞扬、悠长,颇具浪漫色彩,容易打动观众的内心,更能烘托九儿身上具有的英雄主义气质。而《甄嬛传》的主题曲《红颜劫》虽然缠绵悱恻古意盎然,但曲调里隐隐带有丝丝悲凉之意,从影像中感受到的是后宫人心的阴暗残酷以及勾心斗角的疲惫,容易引发观众的虚无绝望情绪。深究《红高粱》剧中音乐配制的成功,依然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所致。
      总而言之,鲁剧根扎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厚土,以历史/革命/土地/人性为艺术中枢,汇聚中华沃野大爱无言、大德昭昭的沉朴民风和中华民族大悲大悯、大道大义的浩然国风,雕绘出历史上声震华夏、名扬天下的英雄群像,激荡成建国后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平民大众无私奉献、感天动地的恢弘乐章,摇曳出美丽瑰奇的风情,直至永远甚至永恒。
(文字整理:成晓雨 王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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